我等那阵疼过去，才把接受腔往上提。

先对准，再压紧。

“咔哒。”

锁销咬合。

我扶着床柱站起来，将身体的重量慢慢移向左侧。义肢迟疑了一瞬，僵硬地接住我。

窗外的钟声散尽了。

起床。穿衣。洗漱。烧水。

被角压平，牙杯摆好，外套最上面一颗纽扣不系。出门前检查炉火，检查窗，检查门锁。

一样一样做。

做完了，天也就亮了。

门后的镜子里映出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。头发很短，后脑勺有一小块推得深了，露出比别处更青的头皮。左边眉骨上的旧伤有些泛红，大约是天气要变。

我把裤腿往下扯了扯，遮好义肢与鞋帮相接的位置。

出门时，二楼的门忽然开了。

一个端水盆的女人站在门后。

“早。”

她没有回应。

“妈妈，”她身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问，“她就是那个坏人吗？”

女人一把拉住他的手。

“别看。别说话！”

我没有回头。

战后重建的石料仍堆在路旁，几个工人正在那幢只剩下正面的房子上搭木架。

路口的横幅被风吹得翻起来。

“瓦诺克必将重生。”

卖饭的罗婶正在给最前面的男人舀炖豆子。轮到我时，脸上的笑淡下来。

“要什么？”

“还有炖豆子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那面包呢？”

她弯下腰，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纸包。

“就这些了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她报了价格，我把钱放进窗口的小碟子。

身后有人咳嗽。

我伸手触到纸包，一点酸味隔着油纸浮出来。

“不要了？”

“嗯。天气热，您自己也别吃了。”

“你还嫌？”

后面传来一声笑。

“人家命金贵，当然嫌。战友都能丢下，何况一顿馊饭。”

“抱歉，耽误你们了。钱不用退。”

菜市场在钟楼后面。

摊主是个面生的年轻人，他从摊位下面抽出几片发黄的叶子，又拿了两个已经发芽的土豆，扔上秤。

“就剩这些。”

“好。”

纸袋落在地上。

一个土豆从里面滚出来。

我将拐杖横过来，慢慢弯下右膝，再往前一些，终于够到了土豆。

身后有人低低说：“活该。”

上午八点，我去军需后勤处工作，将军人遗物登记、清理、归类，等待家属认领。

下午，一位老人来领儿子的遗物，认出了我。

“你是许烬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活下来了，我儿子没有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？他又不是你丢下的那一个。”

“要是他也像你一样，只顾自己就好了。”

回家路上，镇中心的公告栏前站着几名穿校服的年轻人，那份通报仍贴在那里。

《关于战壕撤离事故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》

标题下面是我的名字。

许烬。

原瓦诺克第三守备军第十七连士官。

在敌军轰炸逼近时，违背撤离纪律，弃负伤战友于战壕，独自逃生，造成严重后果。

回到家，上完二十七级台阶，我的衬衣后背已经湿透。开门，把菜放在桌上。

我摘下义肢，拿温水擦净伤口，涂药，缠好纱布。

晚饭是煮土豆和青菜汤。

墙后传来邻居的声音。

“她回来了？”

“早回来了。刚才还听见上楼。”

“真敢回来。”

“有什么不敢的？这种人命硬。别人差点死战壕里，她不过少一条腿。”

“她为什么不救人？”

“因为她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