筑期间有渎职之嫌，并列出数条罪证，正好与徐星的指控吻合，在此等大案之前，整个工部以及水部司无人为沈栋说话，而其他涉案较轻之人，也或多或少将责任推在沈栋身上，唯一为沈栋鸣不平的戚明喆，在徐星与黄宇几人的攀咬之下被举家下狱。
沈栋自不会认这等脏罪，便是长安内外的百姓也替他请命喊冤，但随后，拱卫司在沈府之中搜出了开元钱庄的券契，契券用的是沈栋私印，署名乃沈栋表字“敏行”，更明明白白写着沈栋于景德二十五年九月十八存银两万两，而一年前的九月十八，正好是沈栋回长安述职之时。
开元钱庄在长安城名声不显，将钱存在那里可谓十分隐秘，而契券被发现之后，当时的钱庄账房韩煦清往大理寺作证，证明前一年九月的确是他亲自接待的沈栋，当日的钱庄伙计们也多有印象。
人证物证俱在，沈栋之罪无可辩驳，坊间替他喊冤之声也散了大半。
后来沈栋死于重刑，邱澄被夷三族，徐星、廖轩亭、梁伯同等贪赃巨大的主犯皆被判抄家灭门之刑，戚明喆一众低等官吏，也是杀的杀，流放的流放，再偶有存疑之声，也湮灭在了长安城肃杀的血色之中。
第一版主